毕飞宇|如果莫泊桑小说《项链》的故事发生在中国

毕飞宇|如果莫泊桑小说《项链》的故事发生在中国

一切都来源于昨天（2015年7月11号）。就在昨天下午，我在电脑上做了一件无聊的事情，其实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。——我把《项链》重写了一遍。当然，所谓的重写是不存在的，我只是在电脑上做了一个游戏，我把马蒂尔德的名字换成了张小芳，把马蒂尔德丈夫路瓦赛的名字换成了王宝强，把富婆弗莱思洁的名字换成了秦小玉。几分钟之后，汉语版的而不是翻译版的《项链》出现了。故事是这样的——

2005年，在北京，，她向富婆秦小玉借了一条钻石项链参加部长家的派对去了。派对结束后，项链丢失了。为了赔偿，王宝强和他的太太四处打工。10年后，也就是2014年，这对夫妇终于还清了债务，他们在国庆长假的九寨沟遇上了富婆秦小玉。秦小玉没能把苍老不堪的张小芳认出来，然而，张小芳十分自豪地把真相告诉了秦小玉。秦小玉大吃一惊，反过来告诉了张小芳另一个真相：“那串项链是假的，”

（《项链》线索图解）

虽然是自娱自乐，但我的游戏依然有它的理性依据：今天的中国金钱至上，今天的中国资本垄断，今天的国人太物质，今天的国人很虚荣，今天的国人爱奢侈。换言之，今天的中国和1884年——也就是莫泊桑发表《项链》的那一年——的法国很类似。既然社会背景是相似的，北京的故事和巴黎的故事当然就可以置换。

但是，我沮丧地发现，仅仅替换了几个中文的人名，汉语版的《项链》面目全非。它漏洞百出，幼稚，勉强，荒唐，诸多细节都无所依据。任何一个读者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发现它的破绽——

第一，，张小芳要参加部长家的派对，即使家里头没有钻石项链，张小芳也不可能去借。王宝强和她的太太都做不出那样的事情来；

第二，相反，哪怕王宝强的家里有钻石项链，他的太太张小芳平日里就带着这条钻石项链，可她绝不会带着这条项链到部长的家里去。在出发之前，她会取下来。她不想取下王宝强也会建议她取下；

第三，一个已婚的中国女人再幼稚、再虚荣、再不懂事，在丈夫的顶头上司家里，她不会抢部长太太的风头，她一定会“低调”。当然了，部长夫人的风头她想抢也抢不走，无论她的脖子上挂着什么。

（巧了，1926年国内上映过一部本土化的《项链》——《一串珍珠》）

以上的三点是最为基本的中国经验，或者说，机关常识。

第四，假货是中国的基础，造假是中国人最普遍、最杰出的生存能力。国人对假货在道德上是谴责的，在情感上却又是依赖的。谁还没买过假货呢？张小芳，一个虚荣的、骚包的女人，她对假货一定是在行的。让她去借奢侈品，这不是张小芳大脑短路，是写作的人脑子短路。

第五，退一步说，这对夫妇真的借了，项链真的被这对夫妇弄丢了，可他们真的会买一串钻石项链去还给别人么？有没有其它的可能性？其它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大？“还项链”作为小说最为重要的一个支撑点，王宝强夫妇的这个行为能不能支撑这部小说？

（《莫泊桑短篇小说选》，人民文学出版社名著名译插图本）

第六，就算他们买了一条钻石项链去还给人家，？对了，还要搭上他的太太。

第七，好吧，辛苦了十年。可张小芳为什么要去洗十年的脏衣服呢？她那么漂亮、年轻。这年头哪一个年轻、漂亮的女人会洗十年的脏衣服？张小芳挣钱的方式有许多，唯一不可信的方式就是做苦力。

第八，作为仅有的知情者，秦小玉白白地赚了一条钻石项链，她真的会在第一时间把事情的真相告诉张小芳么？这种可能性有没有？有。更可能没有。

……

我只是随随便便的列举了几个理由，如果你愿意，你也许还可以找到另外的十个理由。我只是纳闷，我更好奇。——这么好的一篇小说，什么都没动，仅仅替换了几个汉语的姓名，怎么就这样狗血了的呢？但我可以负责任地说，这不是魔术，也不是娱乐与游戏，相反，它的内部隐藏着真正的文学。我的能力不足，学养不足，我恳请文学研究领域的专业人士好好地面对一下这个独特的文本，虽然这个文本是狗血的、漏洞百出的。

（《项链》钢笔连环画，华三川绘）

也正是纳闷，也正是好奇，我把《项链》里头所有的姓名都换回去了。再看看，这一次我又能看出什么呢？

我说过，《项链》是清晰的，——大家都知道莫泊桑想说什么。但是，诡异的是，或许是被汉语版的《项链》吓着了，当我回过头来再一次阅读《项链》的时候，我的心里似乎有了阴影，我似乎不那么相信莫泊桑了。我从《项链》里头看到了别的。这些“别的”也许不是莫泊桑的本意，我该不该把它们说出来呢？

我知道莫泊桑有严重的忧郁症。但是，如果我不把我再一次阅读《项链》的想法说出来，我也会忧郁。

（法国短片《莫泊桑作品集之项链》，2007年）

在莫泊桑的《项链》里，我首先读到的是忠诚，是一个人、一个公民、一个家庭，对社会的基础性价值——也就是契约精神的无限忠诚。无论莫泊桑对资本主义抱有怎样的失望与愤激，也无论当时的法国暗藏着怎样的社会弊端，我想说，在1884年的法国，契约的精神是在的，它的根基丝毫也没有动摇的迹象。《项链》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。

《项链》里的契约精神一点也不复杂，那就是“借东西要还”。这不是哲学的理念，而是生命的实践。在践约这一点上，路瓦赛先生和他的太太马蒂尔德为我们树立极好的榜样。即便是莫泊桑，在项链遗失之后，他可以挖苦路瓦赛夫妇，他可以讽刺路瓦赛夫妇，可莫泊桑丝毫也没有怀疑路瓦赛夫妇践约的决心与行为。莫泊桑不怀疑并不是莫泊桑“善良”，是他没法怀疑，除非他不尊重生活事实。，他的太太同样是一个“正常”人。在契约社会里，对一个“正常”的人来说，契约精神已不再是一种高高在上的国家意识形态，而是公民心理上的一个常识，是公民行为上的一个准则。它既是公民的底线，也是生活的底线。这个底线不可逾越。可以说，离开了契约精神作为精神上的背景、常识上的背景，无论其它的背景如何相似，《项链》这部小说都不足以成立，它的逻辑将全面崩溃。

在契约这个问题上，路瓦赛和马蒂尔德都是常态的。我有理由把这样的常态解读成忠诚。在项链丢失之后，我们丝毫也看不到这一对夫妇的计谋、聪明、智慧、手段和“想办法”，换句话说，我们看到的只有惊慌与焦虑。这说明了一件事，他们的内心绝对没有跳出契约的动机，一丝一毫都没有。所谓的惊慌与恐惧，骨子里是践约的艰辛与困难，同时也是契约的铁血与坚固。契约精神是全体民众的集体无意识，在路瓦赛夫妇的身上，这种集体无意识在延续，最关键的是，它在践行。正因为他们的“践行”，《项链》的悲剧才得以发生，《项链》的悲剧才成为可能，《项链》的悲剧才能够合理。

《项链》其实是非常文明的悲剧。不是“文明”的悲剧，是“文明的”悲剧。

（本文内容节选自丁帆、王尧先生主编“大家读大家”丛书——《小说课》，毕飞宇著，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，明哲文化策划出品。欢迎转载，请联系公众号后台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