作者论认为，一部电影的个性，通常是由这部电影的导演来决定的。
当我们观看一部风格独特的电影的时候，往往一眼，就能分辨出这是属于谁的电影。
王家卫有王家卫的风格，昆汀有昆汀的风格，塔可夫斯基有塔科夫斯基的风格。
这种观点，大体上没错，不过却可能忽视了时代背景和文化环境对一部电影的影响。
我们熟悉中国、美国、欧洲电影，所以对这些电影所体现的文化差异已经丧失了敏感。
但，面对那些我们不常接触的国家的电影，首先让我们惊奇的，也许恰恰是这个国家的文化。
宝莱坞电影，尽管同样没能免受好莱坞浪潮的侵蚀，但仍然难能可贵地保住了一些文化个性。
《神秘巨星》的魅力，很大程度上便来自于这种文化个性，来自于它的「印度风格」。
最为明显的，当然，是它对宝莱坞歌舞传统的承继，是对音乐的不加节制的运用。
乍看起来，这虽是宝莱坞的标签，但已丝毫算不得新鲜事物，似乎没有什么分析的必要。
就我们通常的理解，无论印度的电影创作者们对歌曲如何偏爱，这些音乐，到底是功能性的。
其功能，不管是在中国，在美国，还是在印度，都一样，无非是为了渲染某种情绪。
不同之处在于，为了迎合某种审美潮流，大多数电影都趋向于将音乐、将抒情目的隐藏起来。
唯有印度电影，采用了一种直接、明确的方式，把许多段落专门留给了音乐和抒情。
这就像我们小时候学习写作文，被教导要在叙事之后进行总结，阐发事件对我们的意义。
后来，由于意识到从事件中并不总是能概括出明确的意义，我们放弃了这种做法。
显然，印度电影仍然保持着天真，把音乐放到突兀的位置上，乃至到了一种喧宾夺主的程度。
《神秘巨星》提示我们，这种喧宾夺主，也许并不属于失误，而恰恰是来自于一种自觉。
仔细聆听那些旋律、阅读那些歌词，我们会发现，歌唱也是这部电影的主题之一。
这种重要性不是剧情上的，即歌唱对主人公有多么重要，而是说，它凌驾于电影的剧情之上。
我们完全可以把这些歌唱片段从剧情中拎出来，它们本身就在对我们讲故事。
一些打动我们的高潮时刻，打动我们的，很大程度上，不是剧情，而是旋律、歌词和演唱。
那是些具有民族特色的旋律，简单淳朴的歌词，发自肺腑的演唱。
在这些时刻，我们会想，歌唱让诗歌流传了下来，而电影，或许正是音乐走向未来的方式。
影片对音乐的使用方式是笨拙的，而处处体现的笨拙，可以说是本片的第二大特点。
主人公茵希雅在剧情中的目标有两个，一是实现音乐梦想，二是和母亲一起摆脱父亲的压制。
无论是哪一个，都不具独创性，虽然单独都可以成为剧情动力，但算不得是什么好点子。
在目标设置上，它被牢牢地笼罩在了好莱坞剧作法的阴影下。
其讨巧处在于，它将这两个目标合二为一，从而让每一个目标都产生了更强的效果。
要实现音乐梦想，就必须得摆脱父亲压制，要摆脱父亲压制，就意味着要实现音乐梦想。
因为引入男性对女性的压制这条线，简单的追梦故事，一下子有了深度和高度。
这倒不是说影片对于社会的批判意味，而是说，它赋予了追梦深刻的内涵。
追梦不再是追梦那么简单，而代表着突破父权，代表着灵魂独立和精神自由。
这种男性的压迫是如此沉重，以至于，实现音乐梦想，成了一件不可能之事。
因为不可能，从而有明知不可为而为，从而有悲壮，我们方才会深受感动。
怪兽一样的父亲把唱歌，变成了一件非做不可的事，如果不做，就意味着一生的灾难。
同时，追梦这条线，则让父权造成的精神伤害，不再隐而不现，而是变得具体可感。
如果说，它以前带来精神压抑、性格萎缩，尚无法明确测量，现在，伤害成了实打实的了。
这样的双重目标设施，使电影牢牢抓住了我们的注意力和同情心。
不过，具体到某一个场景，我们却会发现这些场景设计得都特别笨拙。
在电影上映的这几天里，有一种普遍的观点，说这部电影套路满满却感人至深。
这种观点挺准确的，因为无论是主线剧情，还是个别场景，这部电影都运用了剧作套路。
问题在于，所有的商业电影都是套路的产物，为什么只有这部电影的套路被察觉到了？
它的独特之处，不在于使用了套路，而在于对套路的使用方式。
好莱坞给我们的教导，是尽量把套路遮掩起来，把目的性寓于丰富性之中。
这部电影没有这样做，跟别的宝莱坞电影一样，明确的目的统御着每一个场景。
一张比赛传单发到茵希雅手中，我们知道了她的音乐梦。
母亲给茵希雅买了一台电脑，没告诉她是怎么买的，后来我们知道，她卖掉了她的项链。
小女孩在Youtube上上传了第一支表演视频，紧盯着播放量和点赞数，却迟迟不见增长。
电脑摔碎了，弟弟悄悄用胶带把电脑粘起来，想给茵希雅一个惊喜。
勇气的首次复苏，借助于飞机上的一个场景，茵希雅跟一个男人要回了属于自己的座位。
在没法按照要求完成歌唱的时候，茵希雅勇敢指出编曲上的问题，说：要用心去歌唱。
最后的场景，茵希雅与奖项失之交臂，不过获奖音乐人却提出要把奖让给她。
这些场景，每一个的意义都特别明确，动作也都削减到只为意义服务的程度。
它们体现了一种创作观上的一致性，而这种创作观，正是我们写作文被教导的那种创作观。
简单、直接、古朴、过时，虽能被察觉出来，却也总能在观众那里获得预期的反应。
它们诉诸于同情，设身处地从人物的角度去考虑，捕捉到了那些我们可能会忽视的情境。
一台电脑对我们来说不重要，但对电影中的女孩来说，却构成了悲与喜的根源。
坐飞机，小事一件，但因为是第一次坐，这次旅程被描述成了一场获得新知的冒险。
它们不扭捏，渴望获得他人关注，似乎不像在西方电影中那样，有道德上的风险。
联系到《摔跤吧！爸爸》来考虑，对于竞技胜利，宝莱坞有种单纯的、不带批判的向往。
不过与此同时，影片又将胜利，归因到一种心灵上的诚恳：得用心去歌唱。
胜利和诚恳，成了一种并行不悖的东西。
这集中体现了印度人和西方人在文化、思维上的差异，而这种差异，电影里面还有不少。
像母亲的牺牲、弟弟的惊喜、歌手的谦让，都属于一种东方价值，鲜少在好莱坞电影中出现。
而从大方向看，精神独立与人格自由，对父权社会体系的反思，则又属于西方文化的影响。
或许，我们可以将宝莱坞电影工业理解成一种半开半闭的矛盾体。
它是那样的兼容并包，情愿牺牲独创性，完全借用好莱坞的套路去讲故事。
它又是那样的自娱自乐，仿佛跑到了时代潮流之外，用原始直接的方式反刍着古老的价值。
它歌唱，它舞蹈，这些歌唱和舞蹈，守旧却又新潮，看起来将一直受到印度人乃至全世界的欢迎。
某种意义上，这一矛盾体及其它的造物，正是印度文化在今时今日保持鲜活的方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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