旗人女性的首饰
橘玄雅 满族，从事清史与满学研究的自由学者
爱美之心人皆有之，这本是亘古不变的道理。不同民族对于美的修饰，有着不同的风格特点，而根据社会发展和生产力的不同，也有不同的呈现方法。这点从清代旗人女性的首饰中颇能体现出来。
在入关之前，旗人社会民风质朴，虽然其社会上层已经有了相当的财力，从蒙古以及汉地也有相当的物资流入，但是质朴的习惯却依然根深蒂固。天聪六年（一六三二年），太宗皇太极曾下诏书，重点提及了臣民的服饰问题，其中对于女性服饰，他说道：
诸福晋等，美衣不服，存贮于柜，欲死后携之去耶？其生前不服之衣，欲死时服之耶？岂在九泉之下得配丈夫，较现世所配贝勒之上耶？其华美之物，生前不服用，徒投于火，化为灰烬，何为也？尔诸福晋等详思之。若趁年少修饰，及时服用，则为善矣。年少时不修饰，年迈时勿追悔，生前不服用，死时勿叹惜。（《满文老档·太宗朝》天聪六年十二月初二日条）
不过，在天聪六年之时，后金的冠服制度尚未正式确立，对于女性服饰的规定，也只有冬夏时分别穿何样之朝冠、朝袍的规定。或可想知，其后一定时间内，旗人女性的服饰依然具有朴素之风。
到了崇德元年（一六三六年），清太宗正式建号为帝，依照等级的章服制度也随之确立，女性冠服的具体修饰方式也随之有了具体的记载，但是其时尚只有「朝服」这一类官定冠服。入关之后，顺治四年正月重定诸王福晋、公主、格格冠制，顺治八年正月定后宫冠制，顺治九年四月定文武官员及妻室服用，九月定诸王福晋、公主、格格服用，顺治十一年五月再定宗室命妇冠服。之后经过康熙、雍正两朝的发展，雍正五年九月吉服冠服定制，最终在乾隆十三年十月，高宗命绘皇帝、诸王官员及福晋命妇冠服成图式，清代旗人女性的官方冠服正式被确定。
接下来，我们分成几类来看一看清代旗人女性的首饰。
冠帽、发式与饰品
旗人女性的冠帽、发式一项，官定者有朝服冠、吉服冠。
官定之冠服，女朝服冠之制度为崇德元年与男朝服冠一同制定。当时规定，各品级命妇之朝服冠，项饰、顶垂嵌宝石等内容均仿照其夫品级，而亲王妃等高级宗室命妇以及公主乃至乡君等宗女，朝服冠顶有数层，分别用东珠装饰，以装饰东珠之多少来区分等级。如亲王嫡福晋之朝服冠，「其帽顶、大簪、金佛头及项圈上各嵌东珠八」，郡王嫡福晋之朝服冠，「其帽顶、大簪、金佛头、项圈上各嵌东珠七」。这里可以看出，当时对于女朝服冠的装饰，除了冠顶本体外，主要是通过「大簪」和「金佛头」来凸显的。其中的「大簪」，形状多为圆形或者菱形、椭圆形，上嵌珍珠、宝石，以三个为一组，横向装饰于朝服冠之正面。而「金佛头」，满文作「šerin」，即「舍林」，由黄金制作，上面雕刻佛型，嵌有珍珠、宝石，也应是置于朝服冠正面。不过，在康雍乾三朝逐步发展的冠服制度之中，女朝服冠的饰品也有所变化。自公夫人以下的非宗室命妇，以及一品以下的宗室命妇，除朝服冠本体外，均只用「大簪」装饰，官书则写为「金簪」。亲王妃等高级宗室命妇以及公主乃至乡君等宗女，在朝服冠之上以金孔雀为装饰，如亲王福晋以及固伦公主，「周缀金孔雀五，饰东珠各七，小珍珠三十九。后金孔雀一，垂珠三行二就，中间金衔青金石结一，饰东珠各三，末缀珊瑚」。而「金佛头」则从女朝服冠中移除，只留存于男性朝服冠中。至于女吉服冠，是随着男吉服冠在雍正五年肇始，其与男吉服冠差异不大，也不加其他的装饰，故而此处不再赘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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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初满洲命妇冬朝服像及局部
原注为蒙古出身女性，仪制为一品命妇朝冠饰“大簪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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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初的包头与一耳四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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圣祖第二子理密亲王允礽嫡妻苏完瓜尔佳氏画像及局部
原注疑似，清初吉服常服未分流时期
朝服冠和吉服冠以及其饰品虽然是朝廷的「定制」，但是这些服饰距离日常生活较远。而在日常生活中，旗人女性的冠帽、发式主要是包头、钿子、两把头等。
包头，满语称之为「šufari」，源自「šufambi」一词，意为「聚拢、攒集」，可知其根本意义在于收拢头发。根据《御制增订清文鉴》的记录，包头是「于女子头上包着系上的，经过特别编织的青绫、绉纱」。在实际使用中，经常是先将头发编为辫子，缠于头顶之上，再用编织好的暗色包头包系上。同时，在包好包头之后，可以在包头上再加饰各种簪、钗。其中，满语称簪子为「sif i kū」，而称钗子为「caise」，由此亦可见，满洲文化中发簪一物大概比发钗要悠久得多。根据目前存留的画像来看，这种包头盛行于清初，其簪饰可简可繁，甚至有用数个凤簪装饰的例子，也应算作制度外的「盛装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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太祖第十五子豫通亲王多铎嫡福晋博尔济吉特氏吉服像及局部
清初仪制，包头、采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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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初包头插凤簪
约在雍正朝的时候，随着包头的发展，逐渐形成了钿子。钿子虽然以包头为基础，但是其形制更加坚固，能够进行的装饰更为丰富。
钿子，满语称之为「šošon i weren」，即「发髻之帽圈」。「šošon」一词源自「šošombi」，意为「束发」，如「䯼髻」一词的满语「šošokū」，也是从这个词衍生来的，而「weren」一词，原指的是凉帽内用铁丝沿的帽圈，这两个词充分地形容了钿子的大致形制。具体而言，钿子分为骨架、钿胎和钿花三部分。骨架，一般用金属丝或藤等制作，经过造型，构成了简单的钿子形状。钿胎，即在骨架之上，以骨架作为支撑，用丝线、布，乃至于纸，做成的一个形似「覆钵」的模子，这个模子看起来，就与包头有着异曲同工的效果。最后则是钿花，实际上是装饰钿子的各种簪花的统称，一般以「块」为计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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孝贞显皇后吉服像
头戴半钿，插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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绒、绢制成的假花头饰
故宫博物院藏
在后来的发展中，根据「钿花」的不同，清中叶时钿子也逐渐有了半钿、满钿、凤钿之分，到了晚清还有「挑杆钿子」。所谓半钿，实际上指的是「珠翠半饰的钿子」，一般用五块钿花为饰，较为朴素。满钿，则是「珠翠满饰的钿子」，一般用七块钿花为饰，富贵靓丽。凤钿，则是一种特殊的满钿，以其主要钿花均为凤翟形状而得名，其钿花经常比满钿装饰的还要多。至于「挑杆钿子」，则是以满钿为基础，在满钿正面左上和右上两处去掉钿花，改插成排的假绒花，随后在绒花上插小流苏，在钿子左右侧以及后侧插大流苏，这种「挑杆钿子」形制极其繁复，是钿子最复杂的一种类型。
到了清中叶时，另有一种发式逐渐形成，并且最终成为了晚清的主流，即两把头。根据鲍奉宽的说法（见于《旗人风俗概略》），两把头发端于乾嘉前后的「知了头」，其形制为「头顶盘发一窠，耳前双垂蝉翼，形如知了」。嘉道之间，「蝉翼」改为了软翅，「双垂脑后，略成八字形」。咸同以来，「两把头结构由矮而高，距离由窄而广，形式由直竖而平横」。最终在光绪朝形成了两种两把头，即芙萍所谓的「紧翅两把儿头」的小两把头，和「拉翅的两把儿头」（见芙萍《旗族旧俗志》）的大拉翅。大抵上，两把头是用真发梳成「底座」，之后则梳「把儿」。若用真发缠绕而成，则为「小两把头」，若纯用假发头面固定，则为「大拉翅」。其基础装饰，芙萍归纳为「八大件」，分别为扁方、头正、头箍、托针儿、筒针儿、压发针、大花篮、三尖绢子，此为必需之物。除此之外，则各种鲜花、假花、簪钗不限。《儿女英雄传》第二十回中，曾这样描述一个两把头的装饰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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戴坤秋的晚清女性
晚清时习惯在佩戴时左右装饰鲜花或假花
头上梳着短短的两把头儿，扎着大壮的猩红头把儿，撇着一枝大如意头的扁方儿，一对三道线儿玉簪棒儿，一枝一丈青的小耳挖子，却不插在头顶上，倒掖在头把儿的后边。左边翠花上关着一路三根大宝石抱针钉儿，还戴着一枝方天戟，拴着八颗大东珠的大腰节坠角儿的小挑，右边一排三枝刮绫刷蜡的矗枝儿兰枝花儿。
可见两把头装饰之复杂。
在晚清时，除去钿子与两把头之外，另有坤秋和旗髻。坤秋，与女暖帽颇为类似，帽顶多裹如意云头之「帽头」，缀饰各种珠宝，帽后长垂飘带两根，亦绣纹饰。旗髻，则是清中后期的一种简单发式，即以真发在头顶梳成「小包」，民间则称之为「旗揪儿」，类似两把头之底座，是十分日常化的发式。
耳饰
旗人女性之耳饰主要有耳环和耳坠两种。
耳环属于最简单的耳饰。满语中将其称为「muheren」，其词大概源自「muheliyen」，意为「圆的」，满语中「车轮」一词也由此而来。《御制增订清文鉴》释义为：「以金银一类的东西抽丝而成丝状，戴在女子耳洞中的，称之为muheren。」在实际使用中，除了穿戴朝服时多用耳坠外，其余情况均可使用耳环。材质以金银为多，形状以圆形为主，或纯粹为一圆环，或嵌小宝石，不一而足。
耳坠属于耳环的升级品。满语中将其称为「ancun」，而在《御制增订清文鉴》中的释义为：「女子戴在耳朵上的称为ancun，每个ancun各穿装着两个东珠、珍珠，镶嵌金子制作。」由此可见，「ancun」似乎更偏指于清代官方所规定的那种官耳坠，也就是在朝服像中最常见的那种「葫芦形」的耳坠。这种耳坠大致源自蒙古，在元代皇后画像中已经出现，后被明代宫廷继承，是明代宫廷耳坠中最正式的样式，这种情况也被清代所沿用。另外，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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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八世纪 满汉耳饰对比
见于《清代女性佩饰与头饰彩绘笔记》
总之，耳坠一般是在比较重要的场合佩戴，特别是葫芦形的ancun，是女性穿朝服时必备的耳饰。顺便一提，清代还有一种耳坠叫做「suihun」，《御制增订清文鉴》写为「男子大耳坠」，不过后来使用这种大耳坠的旗人男性越来越少。《御制增订清文鉴》中，还有「hahama ancun」一词，为「单耳坠」，释义则是「装着独个珍珠的耳坠」。
旗人女性在使用耳饰时，特有「一耳三钳」之风俗。《清稗类钞》内「高宗仁宗垂意服饰」一条载，乾隆四十年高宗曾下上谕，说道：「旗妇一耳带三钳，原系满洲旧风，断不可改节。朕选看包衣佐领之秀女，皆带一坠子，并相沿至于一耳一钳，则竟非满洲矣，立行禁止。」换而言之，旗人妇女每耳至少要打三个耳洞，并以正式场合每耳佩戴三个耳环、耳坠为旧俗方可。从流传于后世的画像来看，在清初时候，「一耳三钳」只是「最低标准」，画像中的旗人妇女一耳四钳等情况亦十分常见，并且在穿着常服时，也有一耳四个耳坠的情况。到了晚清时，一耳三钳有了新的变体，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孝钦显皇后朝服像和孝定景皇后朝服像中，其所佩戴的耳饰均是一钳，但是由一钳垂下三列葫芦形装饰，可谓巧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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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人绘 孝昭后半身像轴（局部）
一耳三钳
故宫博物院藏
颈饰
旗人女性的颈饰，大致有朝珠、项圈和领巾。
朝珠满文为「erihe」，由之佛珠发展而来，大家比较熟悉。项圈，满文为「monggolikū」，《御制增订清文鉴》释义为：「以金银一类的东西做成或圆或扁圆的形状，錾花修饰后，于背面系上向着正中装饰的背云绦系，戴在女子的颈部的，称之为monggolikū。」
通过清初画像我们可以得知，原本，朝珠和项圈都可以在生活中使用，穿着常服而佩戴或手持朝珠，穿着吉服而佩戴项圈者，并非一两例。后来，清代中叶服饰制度定型时，将朝珠定为女性朝服、吉服时所用饰品，项圈则更是规定只有朝服时所用，故而在日常生活中渐渐不怎么使用，取而代之的则是所谓的「领巾」。领巾，其实即如手巾一样，其使用方法为叠成专门的长条形状，在夏季穿着便服的时候，围在衣领之上。这是因为清代的便服多是圆领，穿着之后颈部暴露，也不符合当时的礼制思维，故而用领巾进行遮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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圣祖第十四子恂勤郡王允禵夫妇吉服像（局部）
画像时允禵之妻已故，凤钿、领约、三挂朝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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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满汉朝冠」
见于《苏州市景商业图册》法国国家博物馆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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做金银首饰
见于《清代民间生活图集》记录的清末一些街头行当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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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八世纪末 翠花作房幌子
见于周培春绘《京城店铺幌子图》丹麦皇家图书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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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八世纪末 首饰楼幌子
见于周培春绘《京城店铺幌子图》丹麦皇家图书馆藏
除去首饰之外，旗人女性所用的饰物尚有几种，有些大家十分熟悉，如手镯，满语称为「semken」；香袋，满语称之为「hiyan i jumanggi」（香囊一词与其他词汇不同，是直接译为「香料的小袋」。意思如此直白对应，可知满洲大概原无此物，是入关前后逐渐形成的）；戒指，满语称之为「guifun」。有些饰物，估计在清代已仅存其词、鲜见实物，如脚镯，满语称为「sideri」。不过大体而言，除去上面一些具体的使用和汉地有所区别之外，其余用法相差不大。故而鲍奉宽在《旗人风俗概略》中说：「旗人妇女首饰，较之汉族颇为单简。」
对于这些首饰，在民间的习惯上有很多说道，根据时代不同，也有不同之崇尚。如清末以来，尤其盛行「戴花」，无论两把头、坤秋、旗髻乃至于钿子，都要插上应时的真、假花进行修饰，并以为时尚。另外，对于饰品的材质也有讲究，如纯金、纯银、银包金、银镀金、玉石、珐琅等等材质，其中唯玉石类专在夏季使用外，其余均适宜冬季佩戴。
另一方面，民间还对生活上的不同情况规定了不成文的装饰规则。从女性待字、订婚、出嫁、新婚、乃至守寡，皆有不同之规则。如若是未出阁之女子，大多只能梳辫子，虽可戴花，但是绝不能梳妇人之发型。新婚女子婚礼，合卺前要梳旗髻，合卺之后「开脸」，已成「妇人」，则或梳两把头，或戴满钿，或戴凤钿，或戴挑杆钿子。新婚之后，新妇旗髻或两把头皆务求华丽，并以「大红」为崇尚。其后随着成婚时间的增加，两把头和旗髻上之装饰也逐渐偏向灰、暗、淡的颜色，而在守寡之后，一应饰物也都有反映，如挑杆钿子，寡妇即使遇重要场合，也只可戴「半幅挑杆」，即为一例。
至于遇到丧事时，相对于不同身份，也有相对的饰品变化。在载涛、恽宝惠所著《清末贵族之生活》中有详细之描写：
（丧家）妇女一律去 首饰，摘扁方。妻为夫，服最重，去耳环；子媳，耳环易白银质；侄媳、孙媳，易珐琅质。皆不施脂粉，于发中心挽髻，以小银扁方用发绕之，用二寸宽约二尺长之白布折叠围额际至脑后，将垂下之布条挽于发际，供饭时放下。族谊较疏者不去两把头，而将挽发垂下一端编辫，其孝服则用百细布，蓝挖抗，亦不洗去脂粉，不易耳环。
总之，从清代旗人女性饰品的使用情况中，我们便可以看到在保持所谓「满洲旧俗」的基础上，对于蒙古饰品以及汉地饰品的吸收和借鉴。当然，这也是清代旗人整体文化的一种缩影。（若无另注，本文清代人物肖像画皆为史密森学会收藏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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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十世纪初 庭院中着旗人衣饰的女性 美国国会图书馆藏
原文载《紫禁城》 2016年第7期P86-99页
